从《聊斋志异》婚姻故事看蒲松龄情爱观

渝西中学 刘长春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成书于清朝初年。作为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写花妖狐魅，奇人异行著称于世。尤其是它的情爱婚姻故事更是姚黄魏紫，绰约多姿。它们有坚实的社会内容，有多层次，复杂的精神感受，有道德教益，有美的曲调和高的精神价值。这部百花园式的情爱奇书直接反映了蒲松龄情爱观的丰富，复杂和多样。

蒲松龄的情爱观，在《聊斋》中主要通过爱情和婚姻两方面挖掘出来。（因研究爱情者众多，不在此赘述。）和爱情一样，婚姻在《聊斋》中也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意蕴。

(一)以子嗣为中心的嫡庶、夫妻关系

聊斋故事中，作家赞成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但也不反对爱情同婚姻分离。他常在“情人”同“发妻”之间划分一个严格的界限。在婚姻问题上他顽强而执着地强调严格的嫡庶观念。

嫡庶关系：

《阿霞》中，作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描写了一位“负夫人甚于负我”的，看似滑稽的第三者形象。这实际上正是他强调的嫡妻的凛然不可侵犯性，他赞扬阿霞式的自甘附庸。《萧七》中徐妻不妒，萧七那位甘居下位的妾，正反映其嫡妻地位的稳固。……这些当然都是作家心中的贤妇，因此均以因果之说报以她们善果之福。

与贤妇相对，作家极力鞭笞了那些“悍妻妒妇”形象。《马介甫》、中的悍妇，《吕无病》、《阎王》中的妒妻，都被作家描写得让人望而生恨，听之作呕。

作家也塑造了一批贤妾形象。如《妾击贼》中的小妾。当然对保持人格尊严，不肯屈居媵妾地位的女性，他也表示理解，并不贬斥。《王桂庵》中的芸娘等，她们都是极有见地的人物。

这些似乎道出了作家对于嫡庶关系以“相安为善”的“美好”理想，即：嫡妻不涉丈夫的纳婢私婢，寻花问柳；庶甘心于自己的卑微受辱，对嫡妻曲意侍奉，辞不当夕，以达到二女(甚至更多)共一夫的娥皇女英似的天伦之乐。但作家又俨然有意无意间打破“嫡庶相安”的道德祖训的沉闷和虚伪的和谐，给一片暗色添加一丝亮光，因此扑朔迷离，香艳传奇的《恒娘》应运而生了。

洪大叶宠妾宝带，与妻常以此反目。妻朱氏遂向邻家有“道”的恒娘请教，得一妙方，夺回了丈夫的宠爱。且不说恒娘闺阁之论的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仅看看朱氏吧，她不惜嫡妻庄严身份，不惜以色为斗争手段，刻意学习“媚”的技巧，可以说，朱氏身上所体现的，才是大多数嫡妻真正的，可怕的心理状态。据说美国有位女作家的一本畅销书其内容要旨与《恒娘》中所述如出一辙。难道《聊斋》真的进步到与二十世纪末接轨的程度了吗?不然，只不过他道出了一个真理：“新旧难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恒娘》)“异史氏曰”语)。

有贤妻，有悍妇；有贤妻，有逆媵；有嫡庶和善，有嫡庶反目。《聊斋》婚姻故事中的嫡庶关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蕴，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此外，必须注意到，在爱情婚姻问题上，还有比性本身更要紧，比嫡庶关系更重要的，凌架于一切之上，操纵了封建家庭关系的一切的东西，那就是——子嗣问题。

子嗣问题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问题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影响之巨，可见一斑。

“子嗣”能把最妒忌的嫡妻变成积极的纳妾主义者。段瑞环妻连氏，不许丈夫买婢纳妾，见丈夫私一婢而将其卖掉，因段终无嫡子，其死后，财产险些为侄儿们所窃，在绝望之际，所卖婢所生的段氏子救连氏于危难之间，挽救了段家。这使她改变旧观点，在其死前，千叮万嘱女儿、孙媳：“如三十不育，当典质钗铒，为婿纳妾。”(《段氏》)

“子嗣”使冷如霜雪的少女演出了一场温情脉脉的剧目。《侠女》中女主角见贫而孝的顾生无力婚娶，竟主动约他幽会，使得顾生会错了意，欲亲近而遭拒。原来侠女之主动仅仅因为要“为君延一线”。果然，顾生早早夭折，其子最后中第，荣耀家门。

“子嗣”使得最精明强悍的巾帼英雄不得不违心地给没出息的丈夫纳妾。《颜氏》中少妇女扮男装考中，并平步青云，但终因无子，不得不自己出钱替夫纳妾，无怪她也自嘲道：“凡人置身通显，则买姬媵以自奉，我宦迹十年，犹一身耳。君何福泽?坐享佳丽!”

“子嗣”可以拆散恩爱的夫妻。《阿英》中，甘钰与阿英情爱甚笃，但最终无子的阿英不得不让妻位，过着“非桃非李”的苦涩生活。

“子嗣”也常成为青年男女向家长争取婚姻自主权最有利的借口。《湘裙》之宗旨，显然不在歌颂晏仲与湘裙的爱情，而是赞扬晏氏兄弟之友爱，用“阳绝阴嗣”大力渲染子嗣的重要。这里爱情变得多么微不足道呀!

“子嗣”还格外有利于体现作家的善恶有报的情爱观。《罗刹海市》中马骥“膝头抱儿时，犹妾在左右”的天伦之乐是作家对他与龙女的奖赏。《韦公子》中作家则用韦公子自食便溺，永无后嗣的两大痛苦来惩戒这个多行不义的贵公子。

总之，子嗣问题在封建爱情，婚姻中有着扭转乾坤的神力。作家以“子嗣”为枢纽，对封建爱情、婚姻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绝不雷同，千姿百态的故事。

嫡庶与子嗣两个问题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它们共同渗透、支配了一个个令人不可理解的怪事，但它们也反映出封建婚姻、爱情的某些本质，展现了一幅复杂而多变的家园图画。

(二)父母之命

封建社会中，“父母之命”直接影响着男女双方的爱情，婚姻。“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古训使聊斋故事更加丰富、复杂，我们从这个侧面也可初睨蒲松龄异彩纷呈的情爱观。

蒲松龄在《聊斋》中既未一味要求反对“父母之命”，也并未言明对“父母之命”唯听是从。他给我们展示的是一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辨证之路。对那些嫌贫爱富，不以儿女情感为命，仅以门第财富为准，有封建家长的专横，又有势利小人的胡龊似的“父母之命”，作家给以极力批判，贬斥，如《连城》、《风仙》等中的父母。但这在《聊斋》中显然不是主要，甚至不是重要的。更多的“父母之命”是父母从儿女的命运幸福进行深思熟虑而作出的正确劝诫，是作家所赞同和歌颂的，如《辛十四娘》、《花姑子》等众多作品中父母的金玉良言。因此，“父母之命”在《聊斋》中也决非单一品种，而呈多样化的特色。

(三)变态的婚姻

《聊斋》中生动地描写了畸形的夫妇关系。《马介甫》、《江城》最具代表性。三篇小说的悍妇均行为乘张，而其撒泼的对象，不约而同地首先对准丈夫的妾。殷氏让丈夫和妾处于严密监视下，“旦夕不敢通一语”；江城化装跟踪丈夫，发现他有嫖妓之念，立惩不贷；这些泼妇是多妻制土壤上绽开的怪葩。

《聊斋》中还有一种近于寓言，却巧妙地蕴含了深邃劝世之意的婚姻故事。如《黎氏》劝寓世人莫后娶，择妻须慎；《武孝廉》告诫恋爱双方应两情相悦，互守忠义，不讲情义者必遭殃。

综合以上对婚姻故事内容分析来看，在《聊斋》中体现的蒲松龄的情爱观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甚至某些矛盾性的特点。

这种复杂、多样性、矛盾性是否贬低了蒲翁人格，否认了《聊斋》的反封建意义呢?

不，《聊斋》中的情爱故事这种复杂多样性正说明了作家对当时社会进行了深思熟虑，并真实录写之，带有极强的朝代色彩。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复杂多样的情爱观中积极、进步的精华毕竟居于主导地位，是整个情爱观的主流；而象“双美共一夫”，“重男轻女”、“要求女性单方面的贞操”等糟粕仅居次要，是支流。因此这决不会改变全书性质。更何况全书中还有更多其它内容(如描写官场黑暗等)反映着这种意义呢?

我们不需要拔高《聊斋》，只消静静地去咀嚼它，体味它。同样，我们又何必偏要将古人执于现代人的标尺之下要求其它美无缺呢?一句话：不可苛求于古人！我们应该慨叹：因为它复杂，所以它真实。

参考书目：

《聊斋艺术通论》 雷群明著 上海三联书店 1990年2月版

《聊斋志异纵横谈》 马振方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年6月版

《仙狐居士》 孙玉明著 华艺出版社 1997年8月版

《聊斋志异创作论》 马瑞芳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年9月版

《聊斋志·前言》 朱其铠 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9月版

《中国古代文学史》 马积高、黄钧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5月版